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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甚么，你明日不來上堂了？”

    教諭瞪大了眼睛，看著散課后追著他的張正書，有點皺眉地說道，“你前些時日，才在家休憩了近兩月，為何如今又要求假？”

    張正書說謊不打草稿的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：“那個開封府呂相公讓我去開封府衙門一趟�！�

    “你犯甚么案子了？”

    教諭下了一跳，沒辦法，張正書是有“前科”的。自幼就調皮搗蛋的他，如今犯事被抓，好像也說得過去。都說三歲看老嘛，這時候的宋人就喜歡用老眼光看人，不然就不會有“士別三日，當刮目相待”這個成語了。

    “先生，我是那種人么？”

    張正書有點無奈，怎么每個人都覺得他是無惡不作之人？難道那個倒霉蛋，真的那么惹人厭不成？然而，張正書也沒辦法選，這是天意，輪不到他做主的。

    雖然教諭沒有說話，但他的眼神已經赤果果地說明了一個問題——他就是這么認為的。

    “要是我犯事了，自會有巡捕來抓，怎么可能自己去開封府衙門呢？”張正書覺得很可笑，“這不是自投羅網嗎？”

    “你是去投案自首的�！苯讨I理所當然地說道。

    張正書忍不住一口老血噴出，他之前怎么沒看出來，這教諭也不是個迂腐之人，也會說笑的��？

    “實不相瞞，我在我家田地上弄出了十幾架水車、筒車和翻車，呂相公覺得我為鄉里做了好事，想親自見見我哩！”張正書半真半假地說道，“前些時日，他還親自到我家來，叮囑我要到開封府衙門一晤……”

    呂嘉問登臨張家宅邸的事，這教諭也聽說了。張正書知道，說謊的最高境界，是九分真，一分假，要不怎么說老實人說起謊來能騙死人？就是這個道理了，忽悠你沒商量啊！

    “原是如此，那你代我問候呂相公一番……”

    開封府府尹啊，這相當于后世京城市長了，還是司法、施政的一把手，簡直是這連舉子都考不上的教諭的偶像。

    “行，包在我身上！”張正書大包大攬地說道，“那我走了……”

    教諭不虞有他，心中感慨道：“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啊……”他確實是這么覺得的，想前朝的商賈，哪里能謁見高官？不被褥羊毛都算好了，甚至當權者看你不爽，得，一個栽贓下去，你就要被抄家。想做官？做夢去吧！但是宋朝呢，因為過度依賴商業，商稅甚至達到了稅收的七成之多，哪怕是統治者，也要適當照顧一下商賈了。且不說官員可以經商，就連商賈也能做官，這就是一個大進步！

    然而，張正書卻知道，所謂的官商，其實根本不能促使社會的進步。這種商人，習慣了壟斷，習慣了賺大錢，卻沒有冒險精神。這和在土地里刨食，有什么分別？只不過從種田，變成在有限的范圍內經商罷了。

    但是，不做官的商賈，那就厲害了。因為沒有權力上的需求，所以他們敢拼敢搏。出海貿易？那是尋常啦，邊境榷場做買賣？也是常有的事啦。甚至于走私糧食軍械，就沒有商賈不敢干的事。他們確實是有冒險精神了，但對國家也是有害的。所以，歷朝歷代為何打壓商賈？是有其原因的。

    張正書卻知道，這便是人性了。

    商人逐利，所以他們敢于走私。官商還有權力上的考量，這種事不敢輕易去做。但據張正書所知，到了北宋這時候，官商走私，已經不是新聞了。因為宋朝的商品經濟空前活躍，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繁榮發展了起來，也使得各級官員貪欲大增。

    這些官員，已經不滿足于做官商牟利了，而且還染指對外貿易，大搞走私舞弊活動，以牟取更加豐厚的利潤。官僚政治的腐敗，是隱藏在宋朝冗官危機下的更重大的問題。張正書還想著，什么時候擊穿這個膿包。

    雖然，宋太宗時曾經下詔說：“詔中外臣僚：自今不得因乘傳出入，赍輕貨，邀厚利；并不得令人于諸處回圖，與民爭利。有不如詔者，州縣長吏以名奏聞。”然而，到了元符年間這時候，這一紙詔書就等同是廢紙了。官僚經商，已經是路人皆知的事情。而且你也不可能禁止得了啊，官員們隨便找個直系親屬來，代替自己經商，不就規避所有風險了嗎？再不濟，找個非直系親屬來，你能拿他怎么樣？

    很多人覺得，宋朝是高薪養廉的，殊不知這個印象就錯了。

    不錯，宋朝的高官，俸祿確實很高。但一些不入流的官員，俸祿就太低太低了。州縣之吏，一月所得，多者錢八九千，少者四五千。如果是守選、待除、守闕等等的官員，那就更慘了，沒有實職，要等六七年后才能得三年之祿。算起一月所得，連四五千錢都不到；少者連三四千都難到。哪怕是有祿米供給，也生活窘迫。要是有紅白喜事，有什么病痛，更是要舉債。至于邊遠州郡，那些官吏的薪俸更是少得可憐。要不怎么說，貶官就是等于借刀殺人？俸祿都不能養家糊口，你說是不是借刀殺人？看看蘇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