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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別無選擇？”趙鼎不太明白，范員外怎么會別無選擇？在趙鼎看來，范員外完全可以拒絕的啊？

    張正書勝券在握地說道：“作為樊樓的店主，他哪里受得了被和樂樓超過？”有些話，是不用說得太明白的，趙鼎先前還不太明白，現在一下就醒悟了過來。“商場就如同戰場一樣，洞悉對方的弱點，才能一擊必中。樊樓的弱點已經被我洞悉，范員外就不得不接受我的條件了。”

    趙鼎點了點頭，他完全沒想到做生意，也是大有學問的。

    在這之前，他的瞧不起張正書的，應該說他瞧不起任何商賈。這都是因為儒家的影響，士農工商的排序深入了趙鼎的心中，孟子甚至還輕蔑地把商人稱為“賤丈夫”。然而，管仲提出的“士農工商”，是認為“士農”與“工商”一樣重要的，乃并舉之義，并沒有先后之分。可儒家論及于此，先是用官吏替代了軍士，然后，儒家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，以士為首，農次之，以工商為末，這就形成了所謂的“末商主義”。

    對于古之圣賢的言論篡改，儒家是第一人。

    不過這也可以理解，儒家當然要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言論了。像“士農工商”，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。像孔子整理《詩經》《尚書》刪減了很多不利于儒家的言論，子夏當年筆削春秋也是如出一轍。在儒家的眼中，只有他們記載的東西，才是真理，他們才認。

    張正書從來不認為人有完人，比如孔子誅少正卯，比如孔子論直躬救父、魯人三北，周游列國時陷于陳蔡之間窮困潦倒，子路偷來小豬，孔子吃了；子路搶來衣服，孔子穿了；子路拿來的酒，孔子也不問，喝了；但到魯哀公迎接他時，孔子卻顯出正人君子的風度，席子擺不正不坐，肉類割不正不吃……這些都是孔子都是抹不去的污點。偏生這時候儒家把孔子尊成了圣賢，美化成了一個完人，那就是等于說，孔子的狡辯全都是正確的。是以，儒家才會“嚴于律人，而寬于律己”，屢屢站在道德的高度譴責別人。怪不得當年墨翟諷刺孔子說：“夫饑約，則不辭妄取以活身；贏飽，則偽行以自飾。污邪詐偽，孰大于此?”說的就是儒家的虛偽。

    反正，你跟儒家辯論，你跟他講道理，他跟你說道德；你跟他說道德，他跟你講傳統；你跟他說傳統，他跟你講古圣先賢；你跟他說古圣先賢，他又扯回現實，開始講實際了。反正，你就是沒道理，他就是對的。

    張正書對儒家的厭惡，不是沒道理的，看看司馬光，看看文彥博，看看歐陽修就知道了，道德上確實沒有什么瑕疵，但是在國事上，這種官對國家傷害卻是巨大的。瞧瞧司馬光上臺后做了什么吧，不管熙寧變法好的壞的方面，統統推翻，固執得認為，舊法才是好的。于是，折騰來折騰去的宋朝，終于被拖垮了。說實話，要不是今天在位的宰相是章惇，恐怕宋朝已經在一片繁榮安逸的假象中，慢慢地消亡了。章惇在位，起碼西軍的地位能保障，給孱弱的宋朝撐起了一片天。

    當然，張正書不會傻到逢人就說，那會惹出大事的。甚至，趙鼎也察覺不到張正書對儒家的厭惡。

    “原來如此！”趙鼎還以為張正書想借這個事，跟他說用兵的道理，他覺得很有道理。

    但是，張正書卻口風一轉，苦笑道：“然而，范員外之所以肯簽下契約，是因為‘弱國無外交’啊！”

    “弱國無外交？”

    趙鼎有些不明所以，眨著眼睛問道。

    張正書沉重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“生意場上，贏家占大頭，輸家可能傾家蕩產，這是屢見不鮮的事。國與國之間，也是如此。武力鼎盛，才能有話語權。我大宋與遼國的澶淵之盟，看似臉面不失，但這就是‘弱國無外交’！若是能用刀劍逼迫遼國割讓燕云十六州，何必在談判桌上浪費口舌。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，談判桌上也永遠得不到。而且，人家能拿刀劍，逼你給他們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。一如我逼迫范員外這樣，這就是——‘弱國無外交’。”

    張正書說這話的時候，他想起了清末到民國，被列強欺辱得多慘。《南京條約》、《天津條約》、《璦琿條約》、《北京條約》、《辛丑條約》、《馬關條約》……一連串的割地賠款條約，就是“弱國無外交”的最深痛體現。巴黎和會上，中國明明是戰勝國，卻還要喪權辱國。二戰戰勝了日本，卻被迫要簽下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……張正書以為自己忘了，但他才發現，這種如此喪權辱國的事，如何能忘？怎么能忘？

    于是他說得越來越大聲：“國與國之間，從來都是弱肉強食，這就是叢林法則。國與國之間只有永恒的利益，沒有永遠的朋友。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。夫兵不可廢，廢則召寇。昔徐偃王無武則滅。存不忘亡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”

    趙鼎不明白，為什么張正書說這些話的時候，眼中居然泛淚了。

    其實，張正書是想起了清末到民國時的屈辱，有感而發。如今的宋人，還有哪個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