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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4月8日，御史中丞呂公著罷。19日，參知政事趙拚罷。樞密副使、新黨骨干成員韓絳任參知政事。22日，知諫院李常罷。隨著呂公著、李常被罷的是一連串的諫官：孫覺、程顥、張戩、王子韶、陳襄…這一批臺諫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來的，非常符合韓琦、司馬光、歐陽修等人審美觀點的人。他們來自五湖四海，都擁有同一個奮斗目標。宋史稱“數月之間，臺諫一空”

    24日，司馬光給皇帝講課《資治通鑒》講的是賈山上疏這一段。針對當下這一密集的罷免言官之舉，司馬光極論從諫之美、拒諫之禍。而且還直接拋給皇帝一個問題：現在天下洶洶，只有王安石、呂惠卿、韓絳3個人認為變法是對的，難道我們大家都是錯的？陛下您就只靠這3個人來治理天下嗎？

    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，值得我們后來人也來深思一番：以前認為是好的，現在就都變成壞的了？像韓琦、歐陽修、司馬光等公認的仁人君子，突然間全都變成了奸邪？一個例外的都沒？

    這問題對沒改革經驗的神宗皇帝打擊非常大，剛緩過來的改革熱情差點再被澆濕！其實別說他，后來千百年間歷史學者們也同樣困惑：是啊！難道都變質了？一個好的都沒？從宏觀上看，這根本不可能嘛！

    我的回答是：判斷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參照物。韓琦他們是君子，那是相對于舊時代呂夷簡那些“奸邪”來說的。到了神宗朝新時代，他們不合時宜了，不是奸邪、絆腳石又是什么？

    5月15日，制置三司條例司這一部門取消，并入中書省。

    5月，西夏在邊境筑鬧訛堡。慶州知州李復圭命偏將李信等率3千蕃漢聯軍出戰。面對10萬西夏軍，李信辭以眾寡不敵。李復圭文人不知兵，強令李信出戰，還學皇帝親畫陣圖、授方略。結果臨敵百無一用。大敗。這時，卑鄙的李復圭又想到了推卸責任。讓屬下李昭用彈劾李信、劉甫、種詠3人違其節制，將3人殺害。又出兵邛州堡，掠老幼數百；襲擊金湯，殺老幼一二百人，以此向朝廷報捷。宋史接下來有四字評論“邊釁大起”

    6月，司馬光向朝廷請求派范鎮從孫范祖禹一起編修《資治通鑒》獲準。

    7月4日，樞密使呂公弼被罷。御史中丞馮京接任。不過呂公弼被罷一事，王安石做的有些欠磊落：當時呂公弼數勸王安石罷免新法，王不聽。于是呂公弼決定上疏。卻被其從孫呂嘉問將底稿偷給了王安石。王得以在皇帝面前‘先下手為強’。事后。呂氏一族都罵呂嘉問是‘家賊’

    8月22日。西夏為報復李復圭，大舉入侵大宋環慶路。大順城、柔遠寨、荔原堡、懷安鎮、業落鎮、東谷寨、西谷寨，各處兵多者號稱20萬，少者不下一二萬。最后屯兵在距慶州40里的榆林。整整9天后撤退。環慶路衿轄郭慶、都監高敏、魏慶宗、秦勃等紛紛戰死…

    消息傳進開封，王安石和韓絳2人都自請守邊。韓絳說“如今變法，朝廷正依靠王相公。就由我去陜西吧”9月8日，韓絳被任命為陜西宣撫使。

    韓絳外出、呂惠卿因父親去世服喪在家。轉眼間，王安石又成了孤軍奮戰。為擺脫不利局面，王安石又重用起了一新黨的重要成員、當時資歷尚淺的曾布，讓他接替呂惠卿做崇政殿說書。

    13日，曾公亮罷相。14日，樞密副使馮京任參知政事、三司使吳充任樞密副使。而司馬光也在本月離開京城。去永興軍路任地方官。

    至此，變法派取得了決定性勝利，可后來的敗因也在這里深深種下了。請問：在雙方對立局面下，把敵人都趕到下面去，是個理智的做法嗎？

    要知道。不管你法令有多高明，總要中下層官員去實行。以后發生的事證明：新法、幾乎每一個新法，都在執行時走了樣。這是單獨存在的問題嗎？和這些貶到地方上的反對派官員們有沒有關系？

    當然，被貶下去的官員最多也就十多位，宋朝地域是廣大的，有人會說：他們完全達不到在下面搗鬼，阻撓新法的作用。可官官相護懂嗎？何況韓琦、司馬光、歐陽修、程顥等人的號召力有多大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！也許這些王安石不是不懂，但迫于宋朝國情，除貶職外，根本別無辦法！

    更何況王安石的識人用人也真是有問題。新黨內部的確有不少投機鉆營的小人。如呂惠卿、如曾布…

    再如前面說過的李定。李定之所以被定為小人，是因他不給生母服喪。聽來可真是罪大惡極、人神共憤。但為什么不細打聽下內幕呢？李定生母姓仇，在嫁給李定父親前己生過一兒子，就是大名鼎鼎、處處高出蘇東坡一籌的詩僧佛印。再嫁李家，生了李定。三嫁郜氏，生蔡奴。這樣仇氏死時己是三嫁之人。當然嫁多少次在北宋都很正常。再嫁之婦，論尊貴有‘北宋武則天’劉娥。論賢淑有范仲淹的媽媽。從沒人有半點歧視。但這都不適用于李定的媽媽。因儒家的有關規定：話說儒家所有規定都以孔夫子當年行為準則有關。那么《禮記》中有明文記載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