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夏的京師，大街小巷之中，翻涌著玄青色的經幡，順天府差役挨家挨戶的收走彩幌，連臨街的店鋪都掛上了玄色的彩旗，就連酒旗上都被勒令纏上朱絲，官差和民夫沿著御道灑掃不停，步軍衙門的兵丁提著粗壯的水火棍，將御道附近雜亂的鋪子統統掀翻，勒令擺攤的小商販立刻滾蛋。

    京師正在準備著一場郊祭大典，康熙皇帝將親自前往京師孔廟祭祀大成至圣先師，此番祭孔可以說是大清開國以來最為宏大的一場，不僅康熙皇帝將會親至，京中文武百官、勛貴宗親，還有各地趕來的以衍圣公為首的大儒名家皆會參與，幾乎是匯集了當今長江以北大清治下的所有賢達尊貴之人。

    康熙皇帝辦起這么大的場面，自然不會是臨時起意，而是準備以這場祭孔大典表明大清“護衛名教、遵奉先師”的態度，是要以“實際行動”來駁斥紅營的“惑民妖言”，以此“定萬民之心、昌中華文脈”。

    自王夫之在江西講學之后，紅營是徹底擺明了自己的態度，對儒家要“正本清源”，對孔氏要“打倒孔家店”，對原有的綱常倫理則要摒棄推翻，要以新文化代替舊文化、新道德代替舊道德，自然引起了天下轟動，士林之中爭論不休。

    滿清作為當今天下的“正統朝廷”，自然也不可能坐看紅營“六經注我”，第一時間便組織文士大儒展開辯經，對王夫之和紅營的理論大加批判。

    康熙自己都專門寫了文章駁斥，聲言：“中華自秦漢以來，早已抱定，皇帝為國家之根本，圣教為文化之根本，圣人之道，孝悌忠信，此中華歷代之信條，數千年來未曾中斷，天經地義不可磨滅，為萬民之所共同敬仰者也�！�

    “紅營赤禍橫流江西，刪節倫理、廢除綱常、毀滅圣廟，高唱邪說，置六經于高閣，列雜學于教科，離經叛道、摧殘國本，使無智愚民，受其蠱惑，滅盡天理人倫，此番紅營賊寇所謂整風肅紀，便有子責父、妻告夫此類大逆綱常之行，皆因紅營賊寇以邪說掘滅我中華道德根基，因而亂象橫生也！”

    “由此可論，若赤禍流毒蔓延于天下，使千年之文脈就此斷絕，華夏大地必然是禽獸橫行于世，定使天下大亂、萬民受其殃害，而中華自此陸沉，可謂亡天下也！”

    清廷自然不會單單只打嘴仗，既然紅營是堅決要走“正本清源”那條路了，滿清自然是要抱死綱常倫理的舊道德，以此團結孔氏這些豪門大族和官紳士人，一方面，康熙皇帝下旨召集名儒編纂《忠孝讀本》，取歷史上著名的忠孝故事印發成冊分發各省，以此“宣節烈，揚忠孝”。

    隨后，清廷又緊急頒布《倡忠義節烈詔》，明確規定了對“忠臣”、“孝子”，“烈女”，“義仆”的界定和表彰獎勵的辦法，以此宣揚“忠孝節義”，并令各省收集此類事跡，大加褒獎。

    紅營在江西各地拆毀孔廟、廢除春秋祭祀、禁止私自祀孔，清廷自然也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康熙皇帝下令于京師孔廟新修先師廟西廡及“啟圣祠”，然后親筆手書“萬事師表”的匾額懸掛于京師孔廟的大成殿上，隨后下旨加封先師五代并為王爵，令各省修繕孔廟、舉行祀典，為此還允許各省暫留一部分留存以專款使用。

    此番康熙親往孔廟祭祀也是出于此目的，春祭之時王夫之還沒去江西講學，清廷祀孔還是按照往常的規格，甚至因為國用艱難，規格還有所縮減，康熙皇帝也沒有去摻和，只是照往常派了禮部的官員前去主持。

    可等王夫之和紅營的言論震動天下，康熙皇帝要用祀孔邀買人心，之前的春祭就顯得太過寒酸隨意了，而若是再等到秋祭，這股風潮沒準都已經降下去了，便只能趕個晚集，造成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大，康熙皇帝因此才決定臨時再加辦一場盛大的祀孔祭典。

    不僅自己親臨，還帶上文武百官、宗親貴胄，又廣邀天下名儒，除了南方和西北隔得太遠，從山東到河南、從直隸到山西，從衍圣公到略有名望的士林新秀，幾乎全數邀請入京，來參與這場祭孔的盛會。

    萬斯同在京師編纂《明史》，自然也在“邀請”之列，他還沒法像京外的那些士林人物一般找理由不來，身為圣人門徒、孔教弟子，朝廷辦祭孔大典，身在京師卻不來參與，這豈不是明晃晃的對朝廷有異心？

    如今清廷正是敏感的時候，一方面紅營占據大半個江西，隱隱有成基立業、顛覆天下之勢，那些本就對清廷不滿的士林人物，甚至兩面下注的清廷官吏，許多人就主動去和紅營勾勾搭搭，直到紅營開始搞整風肅紀“內斗”，這種趨勢才緩和了下來，但如今清廷之下有多少暗中和紅營有聯系，甚至于已經投靠紅營的人？誰也說不清楚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清廷如今的革新自救，各條政策陸續施行，剛剛開了個頭就遭到激烈的抵制，內部問題同樣很嚴重，明著反對的還好處理，就怕那些陽奉陰違的家伙，平日里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，關鍵時候卻大搞破壞。

    內外夾攻之下，清廷自然也就敏感無比，在這時候若是表現出對朝廷的異心，必然要被清